以色列軍隊準備從7月開始向哈雷迪猶太教經學院學生發出超過54,000份徵兵命令，以有效執行最高法院2024年6月發布的裁決，該裁決終止了長期以來給予哈雷迪猶太教經學院的兵役豁免權。
此舉引發了猶太宗教徒的廣泛抗議，極端正統派政黨也加大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壓力，威脅退出執政聯盟，此舉不僅會導致政府垮台，還可能引發以色列內部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危機。
在一篇關於這場內部危機的廣泛評論文章中，以色列事務專家、作家伊哈布·賈巴林（Ihab Jabareen）探討了這個問題的深層層面，它超越了法律或政治層面，觸及了國家本質和社會認同。
這個宗教團體自上世紀40年代的「本古里安協議」以來一直享有兵役豁免權，但在以色列社會各階層抗議不斷升級的情況下，尤其是在最高法院於2024年6月裁決撤銷豁免權並停止向拒絕遵守徵兵法的宗教學院提供資金之後，該宗教團體已成為以色列日益沉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負擔。
根據「後殖民」研究專家得出的結論，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與所有殖民者和占領者一樣，依靠先進和更新的暴力形式，目的是將巴勒斯坦人民置於其控制之下，並形成一種與其同謀、接受屈服的意識。
許多這類研究，例如法國醫生弗朗茨·法農、喀麥隆哲學家阿基勒·姆貝姆貝和哈佛大學文學教授伊萊恩·斯卡里的著作，都探討了殖民暴力的形式和目的、被壓迫人民應對暴力的能力，以及所謂的個人和集體痛苦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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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著作認為，一個民族的解放能否成功，取決於其能否擺脫殖民主義強加的思想束縛，能否承受痛苦，並將其轉化為形成鬥爭身分和長期反抗行動的動力。
任何民族的解放事業的成功，都取決於其能否擺脫殖民主義思想束縛，能否承受痛苦(AFP)
震驚和恐怖
佔領軍試圖透過「震驚和恐怖」製造突然而巨大的痛苦浪潮，以壓倒人民的忍耐能力，並將這種暴力的影響導向內部，瓦解和侵蝕信任，使他們準備屈服並放棄抵抗。
作為回應，任何解放運動都試圖透過包括「英雄主義神話化」在內的策略來吸收殖民者的暴力，並以此作為招募民眾參與抵抗行動的切入點，並取得讓民眾相信抵抗有效性的成就。
除了記錄佔領的罪行並以此作為剝奪其國際合法性的基礎之外，還力求對佔領者造成最大程度的物質和精神痛苦，同時關注敵人的痛苦程度。
巴勒斯坦醫護人員從加薩城以色列空襲現場撤離傷者(路透社)
殖民主義的本質
法國醫生弗朗茨·法農提出了關於殖民主義本質及其應對方式的具有廣泛影響的理論，這一理論的靈感來自他國家殖民阿爾及利亞的經歷，在那裡他救治了受傷的法國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並反思了他的觀察結果的意義。後來，他的思想啟發了世界各地的許多解放運動，並激發了支持這些運動和反對這些運動的行動。
法農在他的《大地上的受苦者》（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書中將殖民主義視為一種暴力製度，它將殖民者重塑為「物」而非自然人，將其受害者描繪成邪惡的根源，需要被摧毀或文明化。
這種程度的侵略性結構無法透過改革的語言來拆除，而是需要——根據法農的說法——使用武力進行徹底的破壞。他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最初接觸是暴力的，他們之間關係的延續是建立在同一種語言之上的，但殖民主義最危險的影響之一是“心理共謀”，即被壓迫者開始接受殖民者對他的看法。
面對佔領的暴力，轉捩點在於擁抱痛苦和苦難，停止逃避，並正面對抗佔領。然後，當佔領的暴力遭遇它應得的和要求的暴力時，「被殖民的東西在其被解放的過程中再次成為人性」。
法農認為，“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被殖民者擺脫自卑感和消極被動”，恢復他們的自尊，並在長期的壓迫和軟弱之後，賦予他們一種主權感和控制感。
在這個過程中，個體無法單獨獲得解放，相反，革命團體的團結至關重要，規則是「要麼全部生存，要麼全部消失」。
卡桑旅在拉法市賈尼納（Al-Janina）街區對佔領軍實施複雜伏擊
死亡政治
喀麥隆哲學家阿基勒·姆貝姆貝進一步描述了殖民行為，並創造了「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一詞作為他關於這一主題的著作的標題。他指出，殖民主義強加的主權最終表現為「決定誰生、誰死」的權力和能力。
姆貝姆貝指出，殖民主義下對身體和生命的剝奪「不僅是作為統治的對象，而是作為統治者展示權力的舞台」。
「死亡政治」指的是當代世界使用武器的多種方式，其最大目的是毀滅人類，因此圍城、邊境、集中營、監獄和戰場產生了“死亡世界”，其中被殖民者的生活不斷處於死亡的邊緣。
在加薩走廊持續不斷的戰爭中，從戰前對加薩走廊長達17年的圍困開始，到巴勒斯坦人傷亡的不斷加劇，以色列佔領軍採取了「死亡世界」戰略。
佔領也使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陷入苦難，例如無法獲得水、食物和醫療服務，清真寺被毀，破壞了他們鼓舞士氣的能力，迫使社會陷入希望和絕望的循環，因為即將取得突破的消息與升級和國內流離失所交替出現，援助中心變成了殺戮站，就像戰爭期間的許多大屠殺一樣。
以色列的佔領使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都陷入苦難(美聯社)
處理痛苦的戰略
哈佛大學文學教授伊萊恩·斯卡里在她的著作《痛苦的軀殼：世界的建構與毀滅》（The Body in Pa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World）中探討瞭如何將痛苦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並指出“戰爭的核心活動是身體傷害，其主要目標是超過對方的數量。”
儘管事實如此，“戰爭的戰略和政治描述中往往缺乏物理傷害的現實”，但正如克勞塞維茨、利德爾·哈特、邱吉爾、索科洛夫斯基和其他戰爭理論家的著作所表明的那樣。
在戰爭中，「每一方都試圖透過將傷害本身的現實作為衝突的問題來製造對方的不團結」。勝利並不一定屬於在絕對意義上對對手造成最大傷害的一方，而是屬於成功摧毀對手決心的一方，無論其決心是繼續造成傷害還是繼續忍受傷害。
斯卡里強調了身體痛苦的一個基本特徵，即極難表達它並將其感受傳達給他人，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心理影響，這需要尋找「為其發聲」的方法來緩解它。
在巴勒斯坦的案例中，宗教和精神層面在吸收痛苦和創傷方面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阿納多盧通訊社)
緩解痛苦
這位哈佛教授繼續說道，“正如酷刑包括加劇痛苦摧毀一個人的世界、自我和聲音的行為一樣，其他恢復聲音的行為不僅僅是對痛苦的譴責，也是一種緩解痛苦的形式，是酷刑過程本身的部分逆轉。”
她表示：“承認痛苦並試圖表達它是世界上自我延伸的一種形式，通過這種方式，患者有可能重新獲得聲音，從而重新獲得人性。”
這些方法包括承認痛苦、表達痛苦，並與遭受痛苦的人建立社會同理心網絡，因為「同理心透過語言讓痛苦在這個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從而減輕痛苦的力量，並抵抗身體在痛苦時將人整個吞噬的能力」。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宗教和精神層面在吸收以色列佔領所造成的痛苦和創傷方面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抵抗力量的意識形態結構具有高度的韌性，使其能夠在18個月的時間裡繼續在不同程度上採取軍事行動，儘管佔領方估計已造成10000多名戰士死亡，此外還有大量烈士和傷員，主要集中在戰士的家屬和社會圈子裡。
殉道、忍耐、獎賞等概念，以及《古蘭經》中的經文，例如“如果你們受苦，那麼他們也和你們一樣受苦；你們向真主所希望的，是他們所不希望的”，為民眾動員提供了基礎，它是某種文化的產物，而這種文化因伊斯蘭抵抗運動的崛起及其自2006年以來對加沙地帶的管理。
馬茲納·沙瓦欣：一名巴勒斯坦婦女為保衛家園對抗佔領
以痛苦為中心
從上文可以清楚看出，戰爭痛苦的多寡本身並不是決定戰爭勝利與否的決定因素，而如何處理這種痛苦才是決定因素。如果痛苦的感覺伴隨著意義和團結，它就能增強對抗佔領的意志，但當「痛苦的荒謬性」話語盛行，伴隨社會和政治的解體，痛苦就成為崩潰的驅動力。
根據以往的理論研究和實務經驗，在殖民主義背景下，痛苦的中心地位可以發生正面或負面的變化。所以，當痛苦轉化為一種動員力量，並透過社會團結和抵抗話語以堅實的集體精神進行管理，當它在道德上揭露敵人並破壞其將自己呈現為善良和文明中心的敘述時，痛苦就可以成為一種催化劑和解放的工具。
相反，殖民主義則致力於將痛苦提升到被殖民社會無法承受的程度，以瓦解團結和士氣，並加強內部不和，同時小心翼翼地不給予被佔領者視為增強其堅定性和毅力的成就的讓步。
因此，戰爭的結果與衝突雙方在製造痛苦和處理痛苦之間的意志鬥爭密不可分，這就要求我們始終將痛苦置於其背景之中，並將對痛苦的反應導向佔領，同時始終努力在持續抵抗佔領、不屈服於佔領的背景下減少痛苦的程度。
任何民族的解放事業的成功，都取決於其能否擺脫殖民主義思想束縛，能否承受痛苦(AFP)
巴勒斯坦醫護人員從加薩城以色列空襲現場撤離傷者(路透社)
卡桑旅在拉法市賈尼納（Al-Janina）街區對佔領軍實施複雜伏擊
以色列的佔領使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各個層面都陷入苦難(美聯社)
在巴勒斯坦的案例中，宗教和精神層面在吸收痛苦和創傷方面發揮了根本性的作用(阿納多盧通訊社)
馬茲納·沙瓦欣：一名巴勒斯坦婦女為保衛家園對抗佔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