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紀碩鳴
偉峰離世的消息，是偶然從朋友處聽來的。此前竟沒有一點徵兆，也沒有聽到任何風聲，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突然，內心湧上難以言說的悲痛與遺憾。其後我特地詢問中評社常務副總編輯陳耀桂，才知道偉峰其實多年前就患病，這一次發作已經回天無力。更讓人心酸的是，偉峰在臨終前已向身邊人交代：中評社服務兩岸，責任重大，身份敏感，後事務必低調，一切從簡。正因如此，縱有萬般不捨，縱有千言萬語想對他傾訴、想告慰於他，我也只能遵循他的遺願，把懷念先放在心中。
如今，在偉峰逝世一周年之際，中評社有意紀念郭偉峰社長，這正是我們這些老友共同的心願。時間過去逾一年，悲痛未減，反而在沉澱中更感其人可敬、其情可念、其志可追。
我一直不知道，郭偉峰其實早已走入生命的倒計時。現在回想起來，我與他的最後一次聯絡，談的竟然還是工作。因為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辭世。嘉樂頓珠與台灣有交集，他生前曾致力推進漢藏團結，也曾獲鄧小平邀請赴北京，我因此訪問過他。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2025年2月15日發給偉峰，詢問中評網能否刊登。
7分鐘後，偉峰便作出判斷並回覆我：「碩鳴兄好，拜讀了。因中評網主要在內地傳播，受敏感詞制約，這篇文章可能會導致全網被屏蔽。非常遺憾。」短短幾句話，一如既往地體現出他作為老新聞人的敏銳、準確與分寸感。他永遠是這樣，對稿件、對傳播效果、對現實環境的判斷極快，既尊重作者，也守住平台。他那種職業直覺和新聞判斷力，往往令人佩服。而此時此刻病魔應該已經向他伸出魔爪。
我已記不清與偉峰第一次見面的時間。這並非因為那次見面不重要，而是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在《亞洲週刊》經常報道兩岸關係，也做大量專訪，與中評社來往甚多：有時接受中評社採訪，有時到中評社開座談會，有時自己的文章發表後，還會收到偉峰親自點評。
2013年1月28日，偉峰在中評網刊出：「星雲大師的新詩 仁者心動也」。之前我寫了一篇《百年佛緣星雲牽手兩岸》的文章，文中記載：星雲大師與趙樸初交情深厚，並對趙樸初十分敬重。偉峰以我的文章開頭，緬懷、紀念趙樸初老先生。
身為社長，他始終沒有丟掉記者本色。他不是那種坐在辦公室裡發號施令的人，而是一直保有一線新聞人的感受力、好奇心與判斷力。這一點，許多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有同感。
公開資料顯示，郭偉峰十八歲便立志當記者，後入讀武漢大學，青年時期即對兩岸歷史與中國命運懷有濃厚關懷；二十五歲進入中國新聞社後，正式投身港澳台新聞工作。尤其值得歷史記上一筆的是，1991年，他以大陸記者身份赴台採訪「閩獅漁」事件，成為兩岸相隔42年後首批踏上台灣採訪的大陸記者之一，這不僅是個人的新聞突破，也是兩岸新聞交流史上的標誌性事件。
其後，1997年，受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委託，他赴香港創辦《中國評論》月刊，並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動建立中國評論通訊社、中評網、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中評智庫基金會等平台，最終形成兼具媒體、評論、學術與智庫功能的兩岸話語平台。
多年來，郭偉峰一直站在兩岸新聞與論述工作的前線，既奔走兩岸，也連接政界、學界、媒體界與智庫界，為兩岸交流搭橋、為和平發展鋪路。他秉持善意處理兩岸關係，主張在堅持原則基礎上求同存異，努力促進兩岸同胞彼此了解與心靈契合。這正是他最可貴之處，也是中評社多年來能形成獨特影響力的重要原因。這是一位我極為崇敬的新聞人。
崇敬偉峰，不僅因為他資歷深、見識廣、著作多，更因為他身上有一種在今天已屬難得的品質：強烈的正義感、鮮明的正直感，對兩岸和平統一有一種近乎執念般的追求，同時又待人以誠，內心充滿愛意。他不是冷峻的政治評論者，也不是只會喊口號的宣傳人物；他是一個有溫度、有立場、有情懷、有專業的新聞人。
最近幾年，我與偉峰直接接觸更多。2019年開始，他帶隊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首訪上海。白天大家密集訪問，晚間難得放鬆，我們還一起到上海「大可堂」喝茶聊天。那種場合最能看出一個人的真性情。偉峰談兩岸大勢，分析入木三分；談朋友、談往事，又溫厚親切、妙語連珠。他不是那種刻意端著身份的人，反而常常顯得平和自然，讓人如沐春風。
2022年，時任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因提出應為「統一台灣立法」而遭到攻擊。我撰寫一文《籲統一台灣立法高聲浪下，理性看待「和平統一」》支持章念馳先生，文章發出，並請偉峰指教。他看完後幾乎秒回：「知章者，天下唯碩鳴兄也！知善者，世間又有幾許眾生？」短短一句，不只是對文章的回應，更是他對人、對事、對是非的價值判斷。偉峰看重的，不僅是觀點是否尖銳，更是是否持平、是否公道、是否真正有利於兩岸和平大局。
2023年，他再帶隊香港兩岸智庫聯誼會訪問北京。在北京，從中央到地方的涉台部門、研究人員，他都非常熟悉。幹部尊重他，專家看重他，並不僅因為他是中評社社長，更因為他對兩岸關係的把握有深度，對複雜問題的處理有方法。他的觀點往往新穎，評論常常犀利，但尤為難得的是邏輯極為縝密，不是情緒化表達，而是建立在長期觀察、深厚積累與現場經驗之上的理性結論。
偉峰著作等身，評論文章持續不斷。除了新聞評論與兩岸論述，他還有一份不為外界充分知曉的性情與才華：他會自己寫歌詞、作歌曲。在我們集體活動結束返程的車上，他曾播放自己的作品。那一刻你會忽然發現，這位平日裡以嚴謹、敏銳、犀利示人的新聞人，內心竟又如此柔軟、豐富而有趣。他其實是一位有情有義、有愛有趣的學者型媒體人。
偉峰邀請我們去中評社北京辦事處作客。他笑說，沒有什麼可以招待大家，就一人一杯當時時興的「茅台咖啡」。就是在這樣輕鬆的氣氛裡，我看著辦事處牆上掛滿兩岸著名人士的題詞，「紅藍綠」全覆蓋。這一刻心中頗有感慨。那些題詞，不只是墨跡與裝飾，而是多年來中評社奔走兩岸、溝通兩岸、記錄兩岸、推動兩岸的歷史印記。從雜誌到通訊社，從網站到出版社，從採訪報道到論壇智庫，中評社之所以能在兩岸形成獨特位置，與其說是機構的成功，不如說首先是郭偉峰個人理想、能力與人格魅力所凝聚起來的成果。
2024年，郭偉峰又帶領我們啟程，這一程是福建。一路上，在不同場合我談自己的觀感比較多。私下裡，偉峰特別跟我說，希望我另寫一篇報道，準備刊登在中評網上，還特別提到會支付稿費。我當時擺擺手說，中評社並不寬裕，我不要稿費。
回香港後，我撰寫了《閩台融合：“入心”工程拉開序幕》一文，三千多字，偉峰一字未改全文刊登。過了幾天，我們在李風的辦公室聊天，他把我叫到一旁說，「文章很好，沒多久已有幾十萬點擊，為表謝意，請一定笑納」，說完便硬塞了一個信封給我。回家打開一看，這應該是我多年寫稿拿到單價最高的一次稿費了。
這件事，我一直記得。它讓我看到，郭偉峰不僅尊重新聞，也尊重寫作者；不僅珍惜內容，也珍惜人。這種厚道，今天尤其珍貴。
2024年12月31日，歲末年終，我給偉峰發了一則短信，祝他和中評社新年好。我寫道：「偉峰新年好，很多朋友佩服中評，佩服您，做得好不容易。」現在想來，我真是後悔，為什麼那時沒有再多說一句：「祝偉峰身體健康」。偉峰很快回覆我：「承蒙厚愛，感謝大家！碩鳴兄更是仗筆走天下，佩服！」這竟成了我與他最後的文字往來。如今重看，字字平常，卻字字椎心。
那一年，我也正因為追求公平正義而遭遇不公。當香港大學校長張翔遭校委會一些人圍攻、甚至想把他趕下台時，我多次撰文為張翔鳴不平，為香港講公道，為知識界守正義。誰知其中水很深，有人利用公權力下了全網封殺令，我所有公眾號被封。後來中央及時明察，阻止了那場圍攻，總算還了張翔一個公道。
我將此事內情告訴偉峰，他開導我，記者本來就只為尋求真相、還人公道，至於自己，只能「我命由天了」。這句話，我至今記得。那不是消極，而是一種歷經風浪後仍堅持本心的坦然。那句「仗筆走天下」的稱讚，對當時的我來說，不僅是慰藉，更是一種靈魂上的支持。
事實上，這麼多年來，郭偉峰作為兩岸新聞交流的先行者，作為赴台採訪的開拓者之一，始終站在對台新聞第一線。他不謀官，不謀名，不謀利，把自己的生命與事業都放進中評社，放進兩岸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大局之中。他為中評社這些年的成就感到驕傲，也為能帶出一批年輕、熱愛新聞、願意投身兩岸報道與研究的從業者而感到欣慰。
偉峰離開後，我常想起他，想起他的敏銳、厚道、執著，想起他談兩岸時眼中不滅的光，也想起他待人處事那份真誠的暖意。他身上集合了新聞人的膽識、思想者的深度、組織者的能力與朋友般的溫情。若要我用一句話概括他，我願說：他是一位真正把新聞理想、民族情懷與兩岸使命融為一體的人。
紀念偉峰，不只是追思一位故人，也是致敬一種精神。那是一種對真相的執著，對公道的堅守，對兩岸和平的信念，對同胞之情的珍惜，對民族未來的責任。這種精神，正是郭偉峰留給中評社、留給兩岸新聞界、也留給我們這些朋友最珍貴的遺產。
偉峰兄，您在2013年的文中說：「嗚呼，趙樸老，今日又在天上何處？」今天，我又以同樣的情感：「嗚呼，偉峰兄，今日又在天上何處？」若你有知，當知故人並未忘你。你生前囑咐後事低調，我們遵從了；你把懷念留在眾人心中，今天它終於化成文字。願你安息。你深愛的新聞事業，你念茲在茲的兩岸和平大業，你傾盡心血創辦與守護的中評社，後來者自當珍惜，自當接續。你走了，但你留下的路、留下的橋、留下的光，還在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