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1日電 題：美國為何把關稅變“政治工具”？
——專訪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CIFER）主任鞠建東
中新社記者 王夢瑤
美國再發關稅威脅。近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稱，將對歐盟啟動貿易調查，並威脅要對歐盟加徵關稅。
事實上，自2025年4月以來，美國頻頻舉起“關稅大棒”，無論盟友還是非盟友均受到不同程度衝擊。這為美國換來了歐盟、日韓等國數千億美元的單邊開放、投資與採購承諾等利好，卻使全球經貿摩擦指數持續保持高位。
關稅這一國際貿易政策工具，如今為何在美國變成了政治工具？這對全球經貿往來產生了哪些影響？美國普通民眾是否真正從中受益？
就特朗普2.0的一系列關稅問題，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中心鞠建東課題組近日發佈研究報告《特朗普關稅2.0》，鞠建東代表課題組就組內研究成果，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特朗普關稅2.0》指出，2025年美國關稅從全面的“對等關稅”衝擊，演變為用“關稅換承諾”的政治工具，這個觀點怎麼理解？
鞠建東：核心是關稅的功能發生了變化。
2025年4月以來，美國先以覆蓋面廣、稅率高的所謂“對等關稅”製造衝擊，隨後暫停部分措施，轉向同主要經濟體逐一談判，以撤回一部分威脅為籌碼，要求對方作出單向或高度不對稱的讓步。
和傳統互惠貿易協定強調權利義務平衡不同，“關稅換承諾”模式下，美國仍保留較高關稅和再次加碼的權力，夥伴國卻要提前兌現採購、投資和規則配合，這就是稱其為“政治工具”的原因。
中新社記者：報告中把美國的這種嘗試稱為“暴力再平衡”，美國國內面臨哪些問題，處在什麼階段，為什麼需要“再平衡”？
鞠建東：美國當前處在“舊全球化收益下降、國內政治要求重新分配、但新產業體系尚未形成”的過渡期，其經濟的核心矛盾並不祗是對某一個國家的貿易逆差，而是國內儲蓄不足、財政赤字較大、消費和投資長期依賴外部資本、製造業和部分產業能力持續外移等一系列問題。
美國政府希望通過“再平衡”解決上述問題。但正常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見效慢、政治成本高，相比之下，關稅是一種可以快速展示、容易被公眾感知的工具，因此被用來替代更艱難的國內結構改革。
稱其“暴力”，是因為這是一種利用行政力量推動的跨國資源重配，而不是市場自髮形成的平衡。
中新社記者：從對象看，無論盟國還是非盟國都受到了美國“關稅大棒”的衝擊，為什麼？
鞠建東：這個現象看似反常，其實反映了特朗普關稅2.0的目標已經超出傳統的“敵我區分”。
美國並不是隻想懲罰某個競爭對手，而是要重寫其與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交易條件，因此盟友身份並不能自動換來關稅豁免。
對歐盟、日本、韓國等盟友，美國的邏輯是“安全同盟不等於經濟免費”。這些經濟體對美國市場依賴較深，同時在汽車、機械、半導體、醫藥、鋼鐵等行業具有競爭力。美國希望借關稅迫使它們增加對美能源和農產品採購、擴大在美投資，並在關鍵礦產、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技術標準上與美國保持一致。
從更深層看，美國正在推動一種“俱樂部化”貿易秩序：不同國家獲得不同稅率和准入條件，取決於是否接受美國提出的投資、採購和供應鏈規則。其目標不是維持統一、非歧視的多邊規則，而是圍繞美國市場建立分層網絡。
正因如此，盟友、夥伴和非盟友都會受到衝擊，祗是其承受的形式不同：盟友更多是以投資和規則配合換取穩定，新興市場更多承受原產地和轉運約束，戰略自主國家則面臨更直接的關稅和談判壓力。
中新社記者：中國貿促會數據顯示，2025年4月以來，全球經貿摩擦指數受到美國對等關稅措施的劇烈“攪動”。這種“攪動”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鞠建東：所謂被“劇烈攪動”，首先體現在政策覆蓋面和變化速度都大幅上昇。過去的貿易摩擦往往集中在某些產品或少數國家，而2025年開始的所謂“對等關稅”同時覆蓋大量經濟體，稅率又經歷宣佈、暫停、談判、調整和重新執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因此升至歷史高位。
第二，摩擦從邊境關稅擴展到供應鏈內部。美國與夥伴達成的協議包含原產地、反規避、數字貿易、投資審查等條款。企業不僅要繳稅，還要證明零部件來自哪裡、資本由誰控制、技術能否出口等問題，這使全球貿易進入“高合規成本”狀態，同一企業可能需要為美國、歐盟和其他市場維持不同供應鏈。
第三，貿易流向被重新分配。中美直接貿易明顯收縮，但全球貿易並未同步消失，部分訂單轉向越南、墨西哥、東盟和其他節點。短期內，搶出口、提前進口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還支撐了全球貿易增長；但庫存消化後，增速面臨放緩。更重要的是，貿易轉移並不等於效率提高，企業可能為了規避關稅選擇成本更高的供應商或重復建設產能。
中新社記者：目前來看，美國的關稅脅迫是否達到預期效果？對美國普通民眾的日常工作生活有何影響？
鞠建東：可以說，美國達到了“局部收割”和“規則施壓”的部分預期，卻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結構再平衡。
短期看，美國關稅收入顯著增加，一些經濟體作出了金額巨大的投資和採購承諾，不少國家在市場開放、關鍵礦產和供應鏈規則等方面作出配合。就談判政治而言，美國成功把“是否獲得較低關稅”變成各國必須與其單獨談判的問題，強化了美國市場的議價權。
長期效果尚未證實，甚至可能出現相反結果：全球貿易成本上昇、供應鏈碎片化、美國消費者福利下降，貿易逆差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
從美國內部來看，受保護行業和獲得政府訂單的地區可能短期受益；在高度依賴進口的城市，消費者、零售業、中小製造企業和低收入家庭，則更容易承擔更高成本。收益集中在少數行業和政府財政，成本卻分散到大量家庭和企業。
普通民眾最終關心的是商品是否更貴、工作是否穩定、工資能否跑贏物價。以這個標準衡量，關稅2.0對美國民眾的長期淨影響並不樂觀。（完）
來源：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