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衝突:以色列襲擊加薩致27人死亡 飢餓死亡人數不斷增加,加拿大擬承認巴勒斯坦國川普威脅：將很難與其達成貿易協議

2024年6月11日，一個隸屬於以色列外交部的官方帳號在X平台發布一則宣傳視頻，聲稱「加薩沒有無辜平民」。這一說法出現在一篇貼文中，該貼文指責巴勒斯坦平民參與了10 月7 日的襲擊，並在襲擊期間窩藏哈馬斯關押的囚犯。

影片中引用了前以色列囚犯米婭·謝姆的話，“那裡沒有無辜平民”，這句話在視頻描述中以粗體顯示。

在西方媒體對這段影片進行廣泛批評報道後，以色列帳戶迅速刪除了該視頻，但它強調了以色列的宣傳如何將巴勒斯坦人非人化，從心理上動員佔領軍士兵實施種族滅絕行為，甚至試圖讓世界輿論接受他們，將受害者視為“不是平民”或“根本不是人”，這與前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的描述一致，他將巴勒斯坦人視為“人類動物”。

許多研究都證實了心理學領域，尤其是軍事心理學領域的這種做法，因為劊子手有時不僅否認受害者的人性，而且還將悲劇歸咎於她，以證明其過度暴力是正當的，並使自己擺脫任何道德衝突。這種方法會形成一道心理障礙，讓兇手可以承受自己的行為而不會感到內疚，反而給了他一種虛假的權力感和優越感，因為他不認為受害者是平等的、同等的人，而只是他實現野心的替罪羊。

在加沙，這種策略最可怕的畫面體現得淋漓盡致：兒童餓死、孕婦和哺乳期婦女營養不良、老人因精疲力竭倒在廢墟街道上。經過約660天的轟炸和飢餓，加薩地帶的居民發現自己陷入了「死亡陷阱」之中：飢餓從背後蹂躪他們，以色列殺人機器從前線收割他們的生命。甚至人道主義援助也變成了死亡陷阱，槍林彈雨襲擊了飢餓的人群，造成一千多名烈士和六千名傷員，僅僅因為他們試圖得到一口食物來滿足飢餓。

然而，這場悲劇不僅僅是戰爭邊緣的一場人道主義災難，而是揭示了佔領軍在加沙地帶的軍事目標相關的系統性政策，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稱，自2023年10月7日起，食物就被用作種族滅絕的工具，飢餓和疾病交織在一起，將加沙地帶的人口推向了滅絕的邊緣。飢餓在這裡不僅是一種肉體殺戮的工具，也是一種摧毀意志的手段。它是一種致命的心理武器，能夠產生集體衝擊，旨在摧毀整個民族的抵抗，迫使他們投降。

軍事心理學研究如何解釋使用飢餓作為武器？如何解釋種族滅絕者的心理層面？

當麵包變成一場生存之戰

2025年7月22日，法新社發表史無前例的聲明，警告其駐加薩記者面臨飢餓，這是該社自1944年成立以來從未見過的先例。加薩的飢餓讓所有人都難逃一死。醫生、護理人員、記者和救援人員都承受著巨大的壓力。至於被圍困的平民，他們正處於大規模災難的邊緣，根據加薩衛生部的數據，由於佔領完全阻止了人道主義援助的進入，導致嬰兒配方奶粉短缺，可能導致10萬名兒童死亡，其中包括4萬名嬰兒。

自3月以來，以色列對伊拉克的封鎖已達到最殘酷的程度，甚至阻止向伊拉克提供維持當地居民生存所需的微薄食物。援助機構宣布其庫存已耗盡，市場上商品空空如也，基本物價上漲了1400%甚至更多。 「糧食安全階段綜合分類」（IPC）指標在描述災難規模時顯示，加薩北部省份已進入飢荒等級的第五階段，也是最危險的階段，而南部省份已進入第四階段。而食品體系的崩潰已經到了需要緊急人道幹預來拯救數百萬人生命的地步。

然而，今天發生的一切不僅僅是上次戰爭的結果，因為以色列的飢餓政策自2007年對加薩地帶實施封鎖以來就一直在持續，當時佔領者將進入加薩的食品卡車數量從400輛減少到僅106輛。根據《衛報》2012年報道，以色列精心計算了加薩地帶全體人民的卡路里攝取量，以使他們處於崩潰的邊緣。它甚至準備了一份“食物菜單”，具體說明什麼是允許的，什麼是禁止的，這種做法當時被稱為“加沙飲食”（Gaza Diet），是一種合法化的集體懲罰，概括了佔領軍針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政策的本質。

飢餓作為武器

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飢餓和圍困在戰爭中被用作殘酷的工具，以摧毀人們的韌性並迫使他們投降。國際法教授湯姆·丹南鮑姆在《芝加哥國際法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強調了這一點，他將一些交戰國實施的令人窒息的圍困描述為「集體折磨」。丹南鮑姆將肉體折磨與大規模飢荒進行了類比，認為兩者都會剝奪受害者的意志並摧毀其抵抗能力。在圍攻中，屍體不是被炸彈襲擊的目標，而是被透過類似於拘留中心所採用的其他方法摧毀，在那裡痛苦成為一種征服的工具。

飢餓的核心是身體對自身的一種驅動力，包括物質和精神，它破壞了我們人性的一個基礎：履行我們最高道德義務的能力，而這一切都是由故意剝奪食物造成的。因此，丹南鮑姆認為，大規模飢荒是個人折磨的社會對應。雖然受害者在飢餓狀態下不會像在拘留中那樣受到劊子手的直接控制，但其目標仍然是一樣的，即試圖直接或間接地征服受害者並摧毀他的抵抗。

最危險的是，這些破壞性影響並非針對個人，而是打擊社會結構。美國塔夫茨大學弗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世界和平基金會執行長、飢荒和人道主義危機專家亞歷克斯·德瓦爾在其著作《致命的飢荒》和《飢荒的罪行》中強調，飢餓不僅僅是戰爭的後勤副產品，還被用作政治脅迫的工具。

飢餓被用來壓制抵抗，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瓦解群體認同。它是一種雙重武器：致命但又足夠有限，可以避免直接暴力的場面，同時破壞社會凝聚力和治理能力，它也是一種透過食物控制進行的長期種族滅絕形式，提供足夠的熱量以防止大規模死亡，同時保持破壞群體生命的極度飢餓，因為這是能夠在一個框架內組織起來的人們的會議。

正如丹南鮑姆所說，這種殘酷做法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將生物學武器化，對抗人類。它尋求在更大範圍內重塑社會，使社會從堅守最高價值和承諾的抵抗性大眾，轉變為為生存而奮鬥的分散個體。換句話說，飢餓破壞了社會秩序，使政治和社會行動淪為單一議題：誰能養活人民？在沒有食物的情況下，就沒有抵抗的能力，沒有採取政治行動的能力，甚至沒有表達社會基本共通性的能力。

不把他們當人看

在一個援助物資發放中心，一名來自加薩的巴勒斯坦男子跪下來，撿起地上散落的義大利麵。他沒有攜帶武器，也不構成任何威脅，他只是一個想吃點東西的飢餓的人。然而，美國保安朝他臉上噴了一整罐胡椒噴霧！

這張令人震驚的照片是一位美國退伍軍人的證詞，他曾在臭名昭著的加薩人道主義基金會工作，該基金會負責向受災地帶分發援助物資。他無法忍受看到以援助為幌子實施的暴行，因此離開了該機構，他稱其為「不人道」。

他在證詞中談到了安全人員發射的聲波炸彈殺害一名巴勒斯坦婦女，以及不分皂白地向飢餓的平民開槍，以阻止他們進入援助分發中心。他說：“我當兵超過25年，參加過四場戰爭，但從未被要求像在加沙那樣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

加薩人道主義基金會中心於2025年2月成立，其名稱具有欺騙性，打著「緩解飢餓」等華麗的口號，但其實際功能是將援助軍事化，變成控制工具，同時阻止人道主義組織履行職責。國際特赦組織在7月3日發布的報告中譴責了以色列精心策劃、美國支持的這項致命計劃，即利用援助作為飢餓戰爭的另一種武器。

據人權觀察組織稱，破壞基礎設施、襲擊醫院以及拒絕提供食物和水，反映了約亞夫·加蘭特（前國防部長）和伊塔馬爾·本-格維爾等著名以色列部長推行的蓄意政策，根據2018年聯合國第2417 號決議，這些行為構成了全面戰爭罪，該決議將使用飢餓作為武器定為犯罪。

隨著加薩人道主義基金會的成立，它成為了飢餓和死亡之路的唯一控制者，通往麵粉袋的道路也變得血腥起來。以「援助」為幌子，為巴勒斯坦人設下死亡陷阱。這種殘酷的濫用權力行為提出了一個令人警醒的問題：當種族滅絕者圍困兩百萬人直至他們的胃腐爛、他們的孩子餓死時，他們怎麼能安然入睡呢？

心理學研究表明，答案是，控制受害者會讓施虐者產生一種虛假的優越感，因為他不把受害者視為人，而是視為替罪羔羊。這種非人化行為，加上種族主義仇恨言論，自戰爭開始以來就滲透到了佔領方的言論中，前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將加沙居民描述為“人類動物”，而內塔尼亞胡則援引聖經故事，敦促消滅“亞瑪力人”（意為以色列人的敵人）！

飢餓是征服身心的武器

1944年11月，歐洲正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恐怖所導致的飢荒的困擾，迫切需要尋找災後重建的解決方案。當時，美國生物學家安塞爾·基斯發起了一項大膽的實驗，稱為「明尼蘇達飢餓實驗」。該實驗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宿舍裡進行，共有36名志工參與，他們同意在醫生的監督下接受為期一年的故意飢餓。

實驗期間，一年被分為三個階段：正常飲食（每天3200卡路里），然後是6個月的飢餓，透過兩頓蔬菜、麵包和義大利麵食等不良飲食將卡路里減少到1570卡路里，然後是3個月的補充能量。在此期間，參與者每天都要長時間進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

結果令人震驚：參與者體重減輕了25%，肌肉量減少了40%，同時也出現身體虛弱、體溫過低、心跳減慢等症狀。但心理上的影響最為嚴重，包括憂鬱、焦慮、對食物的執著、在垃圾桶裡尋找剩菜、不斷夢到吃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患者逐漸陷入冷漠和情感麻木的狀態，醫生將其描述為“純粹的聽天由命”，臉上毫無表情，身體毫無憤怒或反抗地走向命運。

這次嚴酷的經歷雖然是在完全的醫療監督下自願進行的，但卻給經歷過的人留下了可怕的影響。至於戰爭的受害者（包括今天加薩的居民），他們遭受的蓄意飢餓更加嚴重和殘酷，以至於其中一個人可以幾天不吃任何食物，其中幸運的是那些得到一條麵包或一小盤意大利麵或小扁豆的人。這種持續的、嚴重的飢餓將人們推向絕望和心理崩潰的邊緣，而這正是佔領者想要的！

加薩的飢餓武器伴隨著另一場殘酷的戰役，正如美國記者貝倫·費爾南德斯在其題為“以色列在加薩的心理戰”的文章中所解釋的那樣。她說，以色列正在有系統地策劃摧毀加薩地帶所有居民的心理狀態，使用「心理戰」的方法來摧毀受害者的意志。

這種心理戰的手段多種多樣，包括在半夜用無人機播放兒童和婦女的尖叫聲，引誘平民到空曠的地方成為狙擊手的目標；在轟炸前最後一刻發布疏散命令，以加劇混亂；以及迫使居民永久流離失所的決定，使他們沒有目的地逃離家園，而安全區域則日益縮小。

無國界醫生在2025年5月的報告中將這些政策描述為故意將加薩變成人間地獄，一系列持續不斷的心理創傷將人們逼入崩潰。在這種持續的壓力下，一些巴勒斯坦人停止逃亡，寧願留在家園的廢墟中，儘管他們知道死亡隨時可能降臨到他們頭上。費爾南德斯聲稱，散發疏散傳單並轟炸遵守疏散令的人員，已經使疏散本身成為心理戰的一部分，因為它不再意味著生存，而是屈服於死亡的勒索。

這是一場不同於炸彈和飛機的戰爭，這是一座開放的心理監獄，它的囚犯是恐懼、震驚和飢餓。這些策略旨在從心理上麻痺受害者，使他們成為身體的囚徒，被困在思想中，面對比炸彈更危險的武器：侵入身體和思想的飢餓。但事件的發生總會反過來揭示出人類具有強大的抵抗能力，儘管遭受了種種苦難，人類仍然堅持過著有尊嚴的生活。

2024年11月11日，澳洲國際事務研究所澳洲教授米歇爾‧佩斯發表的題為《加薩人：一個擁有不可抗拒的勇氣、信念和善良的民族》的論文明確表達了這一點。她指出了戰前加薩人民的生活方式，“儘管遭到以色列佔領軍的圍困和嚴酷限制，他們仍然找到了適應現實生活的方法，並建立了管理社區生活的社會團結網絡”，這些動力和能力以某種方式為社區提供了生存和堅定的方法和工具，而連年不斷破壞的戰爭和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加沙地帶持續了各種殺戮和力量的手段增強了他們的複原力量。(來源:半島電視台+電子網站 尼哈德·扎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