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于虚无之上
——吕国英哲慧诗章的精神远征与当代诗歌的超越之路
庄鸿远
编者按
当当代汉语诗歌日益沉湎于私密经验与细碎悲欢，吕国英以两千两百余首哲慧诗章，独自踏出了一条以诗载道、以灵象悟天地的浩荡坦途。本文以《纵风擎天地》与《春秋未笔有无穷》两首短章为轴心，剖解其“气墨灵象”诗学的内在肌理：前者以身体性的动词向外撑开宇宙，后者以命名者的姿态向内穿破虚无——一阳一阴，一放一收，恰构成吕国英哲诗精神的完整呼吸。文章进而将这一写作置于当代诗歌“极端个人化”的语境中审视，指出其真正的超越在于：不回避虚无，不绕过虚无，而是在虚无的灰烬中，重新命名。这不仅是一位诗人的个体远征，更是汉语诗歌重获宇宙感与超越性的一次庄严证明。
一个时代的诗学症候
当代汉语诗歌正身处一种深刻的困境之中，而这一困境最触目的表征，恰恰是它的“小”。
这种“小”并非指题材的微观——写一只蚂蚁、一杯茶、一次地铁通勤，并不天然地构成诗学上的罪过。这种“小”指的是一种精神姿态的收缩，一种主动放弃辽阔之后的自我安慰。自朦胧诗以降，当代诗歌走过了一条从集体抒情到个人写作的转向之路。这一转向在历史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在经历了长期以集体名义压制个体声音之后，将“个人”重新置于诗歌的中心，本质上是一次精神上的拨乱反正。然而，三十余年过去，这个“个人”逐渐从解放的力量蜕变为新的桎梏。有学者指出，“今天的诗越来越个人化、主观化、私密化，它为匮乏的内在性所左右，追求独异性、差异化、风格化的文本效应，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将诗的公共性消磨殆尽”。诗学研究者张伟栋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历史分裂症”——“用内在性反对超越性，有限反对无限，特殊反对普遍，个人反对总体，叙事反对抒情，经验反对超验，日常性反对神圣性，异托邦反对共同体，等等”。他进一步指出，朦胧诗之后诗歌之所以失去与当代精神生活的广泛联系，乃是因为诗人“已经无法理解诗歌的普遍性，越来越将自身标识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并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这种诗学症候的深层逻辑，是一种对“大”的本能恐惧。在一个经历了太多宏大话语滥用的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歌选择了自我缩小作为防御策略。它不再敢说“天地”，因为“天地”曾被用来压制个体；不再敢说“永恒”，因为“永恒”曾被用来抹平差异；不再敢说“道”，因为“道”曾被用来取消质疑。这种警惕在历史上有其正当性，但警惕一旦固化为禁忌，便从保护变成了囚禁。当诗歌把“个人”确立为唯一可信的尺度时，它同时也就放弃了某些东西。那些被放弃的东西——总体性、超验性、宇宙感——并不因此就消失了，它们只是不再被诗歌言说。 而这，恰恰是吕国英哲慧诗章出场的诗学语境。
两千首诗的远征：一个体系的诞生
自2022年以来，吕国英以惊人的创作力完成了两千两百余首哲慧诗章，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诗学形态——“哲慧诗学”。这一体量本身就是一个诗学事件。在一个诗歌日益碎片化、诗人日益“圈子化”的时代，一个人以一己之力，构建起跨越三言至九言、杂言、复字诗、叠字诗、自由诗、千字文等十余种句式的“诗歌句式博物馆”，这本身就是对当代诗歌“小格局”的一次无声反驳。
但比体量更重要的是野心。吕国英的“哲慧诗学”试图融合宇宙论追问、存在论探察、美学自觉与文明批判，以格言体与“简注”的文体创新为载体，实现东方式智慧与西方思辨的深度融合。评论者将其概括为“一场以诗性智慧为手术刀、以灵性境界为灯塔的精神远征”。他的美学纲领“气墨灵象”主张艺术应超越具象（线墨）、意象（意墨）、抽象（泼墨），经由真象，直达“灵象”——即“真善美爱的终极融合体”。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气墨”是“墨”的未来形态，是以“气”驭墨、以虚写实的精神性表达；“灵象”是“象”的远方，是从具象走来、经意象与抽象、最终三象合一而升腾的“真象”。
这一体系的核心追求，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以诗载道。中国诗歌史上，以诗言志、以诗载道者代不乏人。从嵇康的《幽愤诗》到陶渊明的《饮酒》，从王维的山水禅意到苏轼的哲理感悟，诗与思的纠缠从未中断。然而，这些传统大多停留在“诗中寓理”或“以理入诗”的层面——哲理是内核，诗艺是外壳，二者仍有“拼接”之痕。吕国英的“哲慧诗”彻底打破了这一二元结构。在他的诗中，哲思不是被“装入”诗中的内容，而是诗本身的生命呼吸。这不是“用诗说理”，而是“思在诗中显形”。哲与诗在这里不是拼接，而是量子纠缠式的同体共生。
向外的撑开：以身体丈量宇宙
理解了这一体系，再回到吕国英的具体诗作，便会看到一种几乎被当代诗歌遗忘的姿态：向外撑开。
作于2024年6月10日的《纵风擎天地》，是这一姿态最凝练的呈现。“纵风擎天地，横雨贯四时。御光慢岁月，洞维腾八极。”二十个字，四个动作，从擎天到贯时，从御光到腾维，层层递进，步步飞升。“纵”是放开缰绳，“擎”是双臂上举、脊背绷紧；“横”是横扫铺展，“贯”是箭矢穿行；“御”是手握缰绳、脚踩踏板；“腾”是双腿蹬踏、纵身跃起。没有一个动词是抽象的，每一个都带着肌肉的记忆和骨骼的张力。 这正是吕国英“气墨灵象”诗学在实践层面最核心的操作：抽象的“气”必须通过身体的“墨”才能显形，无形的“灵”必须通过具体的“象”才能落脚。
当代诗歌花了三十年时间学会的一件事是“缩小”——把诗缩小到个人的呼吸、日常的细节、经验的可触范围之内。吕国英这首诗做的恰恰是“放大”——把人的精神重新置于宇宙的尺度上去丈量。这种“放大”之所以没有滑入虚张声势，恰恰因为它的根基是身体性的。风之所以能“擎”天，不是因为风的力大，而是因为“纵”风的那只手先伸了出去。宇宙被撑开的前提，是身体先被撑开。
向内的穿破：矗立于虚无之上
如果说《纵风擎天地》是吕国英哲诗中的“阳”——扩张、上升、向外征服，那么作于五天后（2024年6月15日）的《春秋未笔有无穷》便是其“阴”——沉降、内敛、向内洞穿。一放一收之间，吕国英哲慧诗学的完整面貌才真正浮现。
“春秋未笔有无穷，岁月留痕生灭空。天地人神徒问道，万千由我御纵名。”前三句构成了一种极度彻底的自我清空：历史无笔，岁月归空，问道徒劳。有论者分析，这首诗的前三句“将时间印记看似留存，却终归于‘空’——佛家之‘色空’与道家之‘有無’在此交融”。天地、人、神四重存在都在追问，而追问本身是徒劳的——“徒”字被放在全句的脊椎上，不是对追问的贬低，而是对追问边界的诚实划定。用语言去追问天道，就像用手去抓风，抓到的永远只是空气的流动，不是风本身。
然后第四句来了。“万千由我御纵名。”有评论者指出，此处的“我”并非“囿于小我”，而是“觉醒后俯瞰万象的创造主体。命名即创造，御纵即主宰，主体精神终凌驾于浩渺时空与诸神之上”。但需要补充的是：这个“我”之所以没有沦为虚张声势，恰恰因为前三句已经把虚无的地基建得足够深。 没有“生灭空”的苍茫，“由我”就是狂妄；没有“徒问道”的徒劳，“御纵名”就是空话。拆得越彻底，建得越有力。吕国英用了二十一个字来建造虚无，最后用七个字从虚无中站了起来。
这与西方浪漫主义的“自我”有着根本区别。浪漫主义的“我”是扩张的、征服的、以激情对抗世界的；吕国英的“我”却是在经历了“生灭空”“徒问道”之后才出现的——它不是起点，是终点；不是姿态，是结果。浪漫主义的“我”先相信自己，再去面对虚无；吕国英的“我”先被虚无击穿，再从碎片里把自己重新命名。 前者是少年的勇，后者是劫后的醒。
这种“矗立于虚无之上”的姿态，贯穿吕国英两千余首哲慧诗章的始终。在《有中生无无尽有》中，他以“有无”为轴，“在道家‘有无相生’的框架中注入动态循环论”，暗合海德格尔“存在通过虚无显现”的现代哲思。在《生灭时尽时》中，他以时空双轨为坐标，将存在与虚无置于莫比乌斯环式的永恒循环，暗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终极命题。吕国英不回避虚无，不绕过虚无，而是在虚无中穿行、在虚无中站立、在虚无中完成命名。这正是他对当代诗歌“个人化”困境的最深刻回应：当代诗歌的“个人”是一种防守的姿态——用私密经验筑墙，把虚无挡在门外；吕国英的“个人”是一种进攻的姿态——穿过虚无，从虚无的另一侧回来。 前者是逃避，后者是重生。
超越性的浪漫：从个人到万物
吕国英哲慧诗章的浪漫，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而是一种经过虚无淬炼之后的“超越性的浪漫”。
这种浪漫首先体现在他对古典诗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他的诗作“既承袭《诗经》的‘兴观群怨’之旨，又超越李杜的‘浪漫现实’分野，更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抽象哲思遥相呼应，堪称东方诗学与现代性批判的完美合璧”。在《人类赋》中，“空空小村悬，惺惺共命居”以地球村为喻，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抽象理念转化为宇宙悬村的超验图景，“与陶渊明‘桃花源’的避世意象形成古今对话，却更具全球视野的悲悯”。在复字诗群中，他以“酒”“美”“缘”“梦”“道”“理”“人”“命”等数十个母题为核心，通过同一字词的反复出现，建构起一座以复字为基本单元的哲学诗学宇宙。
这种浪漫更体现在他对个体与宇宙关系的重新定义上。在吕国英笔下，个体不是通过肯定自身来获得价值，而是通过穿越否定来获得命名权。他的“此在”概念——创造性地转化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范畴——被赋予了“可感的生命体温、可触的当下质感”。在他的诗行中，宇宙、存在、境界、情感四个维度同时敞开，彼此互渗、相互照亮。他的浪漫是“气”的浪漫——精神向外伸展到极限时的升腾；他的超越是“墨”的超越——精神向内深入到极限后的重生。 二者在互文关系中完成彼此的救赎：《纵风擎天地》的向外扩张，为《春秋未笔有无穷》的向内击穿提供了终点的方向；《春秋未笔有无穷》的向内清空，为《纵风擎天地》的向外撑开提供了起点的地基。
当代诗歌在“个人化”的牢笼里待得太久，既不敢向外撑开宇宙，也不敢向内穿破虚无。吕国英的写作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大词并不危险，危险的是空词。 当一个诗人已经诚实地经历了“生灭空”的虚无，已经诚恳地承认了“徒问道”的徒劳，那么他口中的“由我”就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从废墟中长出的第一棵树。这棵树不高，不茂盛，但它站在天地人神都放弃追问的地方，自己为自己命名。
以诗载道的当代意义
回到吕国英“诗贵哲慧润灵悟”的诗学纲领，其针对性和批判性是清晰的。当后现代的解构浪潮将一切意义碾为碎片，当消费时代的娱乐狂欢将灵魂的深度夷为浅滩，吕国英以一人之力、以一体系两千诗的宏大建构，完成了一场对时代病灶的精准诊疗。这种诊疗不是浪漫主义的温柔叹息，更非感伤主义的浅吟低唱，而是“以诗为刃、以哲为骨的文明病理学批判”。
在《百世迁徙人异人》中，他写下“千载演进物化物，百世迁徙人异人”，“物化物”揭示了技术文明的吊诡逻辑，“人异人”则直指全球化迁徙中文化基因的变异与主体身份的迷失。吕国英以近乎冷酷的精准，“指认了当代人无根漂泊的精神困境——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连接技术，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深渊”。但他从未止步于批判。在《人类赋》中，他以“和融藉共命”的东方智慧提出救赎路径；在《春秋未笔有无穷》中，他以“万千由我御纵名”的命名姿态，为困于虚无的现代灵魂昭示了一条出路。
吕国英的写作证明了一件事：汉语诗歌不必在“深邃”与“质朴”之间做选择。 他的文字洗练质朴，藏锋于拙，不炫技，不堆砌，不以辞藻的繁复来掩饰思想的贫瘠，而是用最简的容器盛最大的道。当当代汉语自由诗多沉湎于一己细碎悲欢、流连风花雪月的浅吟低唱时，吕国英独执一支气墨之笔，踏出一条以诗载道、以灵象悟天地的浩荡坦途。这条路能走多远，取决于他能否在“大”的尺度中始终守住“真”的质地。但从两千余首诗作的整体面貌来看，他至少证明了一件事：汉语诗歌的格局，不必被三十年来的“个人化”共识所限定。
春秋的笔还没有落下。岁月留下的痕迹正在消散。天地人神在徒劳中沉默。但有一个人站在这里，说：万千由我。这就是矗立于虚无之上的姿态——不是否认虚无，不是绕过虚无，而是在虚无的灰烬中，重新命名。风还在，天地还在，八极还在。谁去擎，谁去腾，那首诗就在那里等着。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炼酒文化。出版专著十多部，著述艺术评论、学术论文上百篇，创作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书象”简论》《人类赋》《智赋》《生命赋》《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酒文化赋》《中国酒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核心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万象皆乘愿，无始证修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