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象”到“灵象”
——吕国英“哲慧诗章”对诗歌创作困境的破局与重构
艾 慧
这些年，不少方家为诗歌诊脉论症，各开各的药方。我说：诗歌病了，病在“象”上。
这话说来像危言，听来像玄谈，但且慢皱眉。放眼望去，这是一个诗歌产量足以淹没任何一位读者的时代。诗人们在屏幕上、在朋友圈里、在自印诗集的油墨香中，夜以继日地制造着分行文字，意象纷披如秋日落叶，修辞繁密如江南梅雨，技艺之精熟令人叹为观止。然而，一首诗读完，读者手中所剩的，往往只是一地玲珑的碎片——每一片都光洁可鉴，每一片都自成一体，每一片都冷然拒绝与相邻的碎片发生哪怕一丝一毫的精神关联。批评家们用“同质化”“技术化”“私语化”来命名这种状况，用“公共性的消磨殆尽”来概括其后果，用“精神积弱”来诊断其根柢。这些诊断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苦口婆心，却都绕开了一个更致命的事实：当代汉语诗歌的困境，首先是一种“象”的困境，是一种诗歌用以安放自身的精神空间被系统性窄化之后的窒息。不是诗人们不想写大，是“象”的牢笼只给他们留了一寸见方的天窗。
自二十世纪意象派诗学进入汉语写作的视野，“意象”便以一种近乎不可置疑的权威，占据了诗歌本体论的王座。写诗意味着制造意象，读诗意味着解码意象，意象的密度与新奇度成为衡量诗歌品质的隐性通货。这套诗学在建制之初是解放性的：它把诗歌从空洞的抒情与僵化的格律中拽了出来，让语言重新获得了及物性与张力，让“玫瑰”不再是修辞的摆设而成为经验的载体。但解放的工具一旦升格为统治的律法，便制造出新的牢笼。意象的操作单元，是从流动的经验中切割下来的碎片——一个物象、一个场景、一个被主体情感浸染过的瞬间。以碎片为单元的诗学，天然地亲近机巧、反讽、局部真理与精致的虚无，天然地疏离那些无法被切割为清晰意象的东西：存在的整全感，人与宇宙之间未经中介的感应，语言在逻辑与表象尚未分家之前的那一阵灵性的颤动。意象诗学擅长处理“物与我”的对峙，却无力承载“天与人”的贯通；它精于切割，拙于弥合；它可以把一滴水珠写得惊心动魄，却对整条河流束手无策。 当代诗歌的“小”，怨不得诗人们胸襟窄，是一种诗学建制在结构上不允许“大”以整全的姿态进入语言。天窗就那么大，鹰如何飞得起来？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吕国英的“哲慧诗章”与“气墨灵象”诗学，对着牢笼的锁扣砸下了第一锤。
这一锤的落点，不在“意象”的花样翻新，而在“象”的越狱。吕国英把“灵象”界定为“象”在经历具象、意象、抽象、真象之后的继续远行，界定为“象外之象、超象之象、大象之象”，界定为“灵性之象”“超验境界之象”。但定义从来不如锋芒重要。灵象的锋芒指向何处？指向意象诗学那个从不被审视的预设：主体站在世界对面，手持审美的手术刀，把世界切成可用的片段，再把这些片段缝成诗。这套程序运行了百年，熟练到让人忘记了它的前提是一场切割。灵象的生成，要求主体把刀放下，进入“气”的流动。“气墨”之“气”，不是玄虚的修饰词，它指向的是主体与对象之间那层被对象化所切断的连续性。当“气”贯通于“墨”，语言便不再是主体雕刻意象的刀具，而成了存在自行敞开的媒介。吕国英那句掷地有声的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分量正在于此：它不是在意象的序列里加了一级更高的台阶，而是把“象”从意象的封闭循环中一把拽出来，推向一个意象诗学在原则上无法抵达的方位。意象教会汉语诗歌握紧拳头，灵象要教它的是张开手掌。握紧是功夫，张开是境界。
而吕国英的“放达”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会张开手掌的人。“哲慧”二字中那个“慧”，是整座诗学大厦的压舱石。“追疑生慧光”——追问、质疑、穿刺，对现实、对权力、对文明困境不肯闭眼。灵象如果只知向“灵”的一极狂奔，便有凌空蹈虚之险；哲慧诗学的要害，恰恰在于它用“追疑”把超验牢牢地拴在了人间世的痛感之上。他写“向寂灭，此最盛”，把海德格尔式的“向死而生”压进三言的顿挫里，每一个字都像钉子敲进木板；他写“天亮不是鸡叫的”，用一句近乎俚俗的陈述，刺穿认知的迷障，让人想起庄子说的“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他写“被放任的恶”，把批判的锋芒对准文明肌体上那些不愿被看见的溃烂，不喊口号，不摆姿态，只把事实摆在那里，让语言自己发出冷光。没有超验视野的批判，容易沦为姿态；没有批判锋芒的超验，容易滑向空转。灵象诗学的真正考验，不在它能否把人送上云端，而在它能否在云端与尘土之间，把那根弦绷紧到最后一刻。
更值得以想象力去把握的，是吕国英在形式层面展开的那场静默的“考古学革命”。他以“气墨灵象”为纲领，以“诗贵哲思”为信条，跨越三言至九言、杂言、复字诗、叠字诗、自由诗、千字文，构建了一座“诗歌句式博物馆”。博物馆这个词，用得极妙，也极狠。当代诗歌的句式意识早已萎缩到了可怜的地步：自由诗成为不容置疑的主流，却普遍失去了对“句式”作为精神容器的敏感；古典格律被供奉在文化怀旧的橱窗里，沦为填字游戏。吕国英所做的，不是把古董擦亮摆出来供人凭吊，而是把每一种被宣判了“过时”的句式从库房里拽出来，往里面灌入当代的问题、当代的痛感、当代的追问，看它能不能活过来。三言在“向寂灭，此最盛”中获得了存在论的重量；复字诗在“行远行至远，问穷问极穷”的循环中逼出了追问的极限；自由诗在“天亮不是鸡叫的”里找回了寓言般的锋利。句式的跨度本身就是宣言：诗歌的精神振幅，不应当被任何一种单一的句式逻辑所规定。 灵象不是一种新的“写法”，它是一种重新获得的、在语言中呼吸的自由。换句话说，吕国英不是在写诗，他是在给汉语诗歌重新打通任督二脉——让三言的血流进自由诗的血管，让复字的节奏敲打哲思的鼓点，让千字文的汪洋漫过当代经验的干涸河床。
说到底，吕国英“哲慧诗章”给汉语诗歌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临摹的范本，而是一记关于“诗歌还可以是什么”的棒喝。它动摇的那块基石，是“诗歌必须以意象为中心”这个命题本身。当意象的精致已经不足以安放诗歌的精神抱负，当“象”的牢笼已经把汉语诗歌的视野压缩到一寸见方，总得有人先迈出那一步，向着“象”的远方纵身一跃。这一步踏出去，未必是坦途，可能踉跄，可能摔跤，但至少——天风浩荡，眼界为之一开。诗之为诗，从来不在分寸之间的雕琢，而在天地之间的呼吸。意象教会了汉语诗歌如何握紧拳头，灵象要教它的是如何张开手掌。握紧是功夫，张开是境界。吕国英的“哲慧诗学”，便是那一次试图把汉语诗歌从精致的窒息中拽出来、让它重新学会呼吸的、带着几分狂逸与天真的放达之举。它可能还不够圆熟，可能仍有踉跄，但那股子向“象”的远方纵身一跃的劲头，那股子“追疑生慧光”的倔强，恰恰是当代诗歌最稀缺的东西——放达。对了，就是放达：心有灵象，笔有底气，俯仰天地，不滞于物。
这样的诗，这样的诗学，值得汉语诗歌放下身段，认真掂一掂它的分量。
附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炼酒文化。出版专著十多部，著述艺术评论、学术论文上百篇，创作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主要著作：《“气墨灵象”艺术论》《大艺立三极》《未来艺术之路》《吕国英哲慧诗章》《CHINA奇人》《陶艺狂人》《神雕》《“书象”简论》《人类赋》《智赋》《生命赋》《中国牛文化千字文》《国学千载“牛”纵横》《中国酒文化赋》《中国酒文化千字文》《新闻“内幕”》《艺术，从“完美”到“自由”》。
核心立论：“灵象”是“象”的远方；“气墨”是“墨”的未来；“气墨”“灵象”形质一体、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终极规律；美是“气墨灵象”；“气墨灵象”超验之美；“书象”由“象”；书美“通象”；“灵草”是狂草的远方；诗贵哲慧润灵悟；万象皆乘愿，无始证修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