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成都”? ——从虞舜蜀禹到早夏王朝看成都的上古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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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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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时报7月29日讯(记者 梁伟成)闻讯翁卫和又有新观点。今天,我专门走访了翁卫和学者。他问我去过四川成都没?我说,去过。他直接说,成都,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天府之国、锦官城、蜀都、休闲之城。然而,如果把视野推回更早的上古时代,成都可能不只是后世意义上的区域中心,而是虞、蜀、早夏王朝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王权现场。他继续说,“成都”二字,本身就不应只被理解为一个普通地名。所谓“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它讲的不是简单的城市扩张,而是一个从聚落到城邑、再到都城的文明生成过程。若这一传说与舜的治理记忆相连,那么最早的“成都”,就不是后起的地方名称,而是上古王权建设、人口聚集、治水安民、礼制形成的历史结果。也就是说,“成都”之名,可能本来就包含着“成其都”“成其国”“成其王业”的深层含义。

翁卫和继续说,从虞舜的角度看,成都不是边地,而是王化之地。舜之所以被称为“都君”,不只是因为他具备德行,更因为他能够使民聚、使邑成、使都立。成都传说中的“成聚、成邑、成都”,正体现了舜养民、安民、富民的王者能力。一个地方若能由散居而成聚,由聚落而成邑,由城邑而成都,背后一定有稳定的治理秩序、生产基础与王权组织。这正是虞舜文明的关键所在。

他又说,从蜀禹的角度看,成都平原不是普通地理空间,而是治水立国的核心区域。成都平原之所以成为天府,关键在水。岷江出山,水势奔放,若不能治理,便是洪患;若能疏导,便是沃野。舜命禹治水,若将其放回川西水系、岷江流域、都江堰核心区来理解,就会发现,大禹治水并非抽象神话,而是与山川、水道、平原开发、农业定居密切相关的王权工程。

都江堰一带,正是大江出山、分水入原的关键节点。这里若是早期治水重点工程区,那么成都平原的文明化、国家化、都邑化,就与舜禹时代的治水政治紧密相连。所谓“治水”,不是单纯的水利技术,而是王权形成的基础;谁能治水,谁就能聚民;谁能聚民,谁就能成邑;谁能成邑,谁就能建都。因此,最早的成都,很可能不是后世突然出现的城市,而是在虞舜蜀禹时代已经开始形成的王权中心。

他兴致勃勃地说,从早夏王朝的角度看,成都与三星堆、宝墩、芒城、鱼凫城、二王庙等遗址之间,也不能割裂理解。三星堆所呈现出的青铜神树、金杖、玉璋、青铜人像、祭祀坑与庙制遗存,绝不是普通地方文化所能解释。它展现的是高度复杂的礼制系统、祖先崇拜系统与王权象征系统。若将其放入尧、舜、禹、启以来的早夏王统脉络中,三星堆就可能是早夏宗庙体系的重要遗存。夏人称宗庙为“世室”。所谓“世室”,不是一般祭祀场所,而是王朝祖先、王统合法性与国家记忆的集中之地。三星堆坑中大量礼器、神像、玉器、金器被集中处置,恰恰说明这里曾经承载极高等级的王权记忆。若成都平原是虞蜀夏连续发展的核心区,那么三星堆就不是孤立的古蜀遗址,而是早期王朝宗庙体系在川地留下的巨大遗存。

他深情地说,芒城遗址同样重要。若古史中的“穷石”可与都江堰旁芒城遗址相联系,那么后羿迁于穷石、因夏人而代夏政的故事,就不再是遥远传说,而是发生在成都平原北缘、岷江水系要冲的一次王权转折。后羿、寒浞能够篡夏灭夏,必须依托一个既能控制水道、又能接近夏人核心区的战略据点。芒城若为穷石,便为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现实地理条件。

说着,他站起来说,这也反过来说明:成都平原不是夏史之外的区域,而是夏史剧变的核心现场之一。

由此可见,成都的上古身份至少包含三层意义。

第一,成都是虞舜王化之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讲的是舜以德治民、聚民成邑、立都成国的文明过程。

第二,成都是蜀禹治水之地。岷江、都江堰、成都平原共同构成治水立国的核心地理结构。大禹治水若要解决川西水患、开发成都平原,这里就是无法绕开的关键工程区。

第三,成都是早夏王权之地。三星堆、宝墩、芒城等遗址共同显示出成都平原并非边缘地带,而是早期王权、宗庙礼制、水利政治与祖先崇拜高度集中的文明区域。

因此,所谓“最早的成都”,不应只从秦汉以后寻找,也不应只从后世蜀郡、锦官城、益州来理解。真正的成都,可能早在虞舜蜀禹时代就已经开始成形。它不是普通城市的诞生,而是一个王朝中心的形成;不是地方聚落的扩大,而是华夏早期文明南方主线的展开。

成都的“成”,是成聚之成,是成邑之成,也是成王业之成。成都的“都”,不是普通城邑,而是王权中心、文明中心、治水中心与礼制中心。所以,当我们今天谈“最早的成都”,其实是在追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华夏文明的早期王朝中心,是否曾经深深扎根于成都平原?虞舜、蜀禹、早夏王朝的历史记忆,是否仍然沉睡在岷江水系、都江堰工程、三星堆宗庙与川地古城遗址之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成都就不只是三千年城名不改的城市,也不只是西南重镇,而是上古中国王权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最早的成都,或许就是虞都夏府。

最早的成都,或许就是舜禹治水、聚民成邑、立国成王的地方。

最早的成都,或许正是理解虞、蜀、早夏王朝的一把钥匙。翁卫和如是说。

 

此观点不代表报社,仅翁学者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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