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谁不如像自己  ——艺术创作·新十大命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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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古人云:艺道贵思,学问贵深;穷理尽性,方入真境。文艺理论家、艺术评论家吕国英先生十数载潜心研索艺术义理,笔耕不辍,于原创美学巨着《「气墨灵象」艺术论》首揭「艺术创作十大命题」。自「作『大』难,作『厚』更难」,至「『境』美难,『神』美更难」,终归「立象难,立念更难」,十层辩证,脉络相贯,直抉艺术创作内在矛盾与终极叩问。其论高瞻远瞩,发人深省,恒问二义:艺术至高之境安在?审美精神归宿何处?所探者,乃艺人立笔之本心,审美理想与精神归向之上层建构,所谓立心定宗,明辨为艺之初心。

然《中庸》有训:知者不难,行者为难。空怀高远义理,犹如仰观星斗而不知踏实途径;自义理真知落诸笔墨实践,自「知」达「行」,必架沟通心灵与笔纸之津梁。吕国英先生深察此知行割裂之弊,复撰「艺术创作·新十大命题」,与前十大命题互为体用,构成完备知行体系。旧十大命题主认识论、审美境界,辨明艺道心灵归向,解「何处往」之问;新十大命题重创作方法、实践门径,开辟登峰履径,答「何以至」之惑。二者表里相依,不可偏废:前者树立艺道宗旨,后者传授创作法度;前者登高望远标定理想高度,后者脚踏实地铺陈践行台阶;前者廓清艺术精神标准,后者筑就抵达高境之阶梯。

《尚书》有言: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新十大命题非空谈义理、凌虚推演之论,乃针砭当今艺坛创作沉疴、拨乱反正之真知灼见。「越难越容易成功」,一扫投机速成、急功近利之迷梦;「像谁不如像自己」,痛斥千笔雷同、摹仿因袭之积弊;「技近乎『道』不是道」,警醒世人勿陷唯技是举、舍本逐末之偏见;「用力过猛忌『走偏』」,戒饰浓艷过度、本心失真之流弊;「想象永远比记忆更珍贵」,重彰艺术创造独特本体价值;「如何作始终比作什么更重要」,将创作方法提炼为从艺根本方略;「拒绝迎合方可远离平庸」,为浮沉市场喧嚣之艺人校正精神指南;「『崇拜』往往纵抄袭」,戳破假借仰慕、懒于自创之虚伪假面;「不入境界慎强作」,恪守艺术真诚不欺之底线;「善作更须善臻」总揽全论、提纲挈领,昭示艺道修行三层升华:由完成至精善、由积累至蜕变、由浅层描摹至永恒精神超越,此乃艺人毕生精进必由之路。

十论次第铺陈,环环相生,上溯艺道本源,下诊创作时弊;既为初涉艺门者扫清迷雾,亦令久耕艺坛者自省自警。通篇主旨澄澈坚定:今世艺人欲脱俗庸、铸就高格,当以「善作」为根基,更以「善臻」为灵魂——臻于纯粹、臻于深远、臻于独立本心、臻于亘古长存。

《文心雕龙》云: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新十大命题」之问世,不独为创作者提供可循可践之实用门径,更为中国当代艺术自创作「高原」迈向艺术「高峰」,贡献系统可行之思想支撑。凡执笔从艺之士,皆可持此论为明镜,自省创作短长、发掘自身潜力;以此论为云梯,攀援独属一己之艺术绝巅。

自本期起,本刊连载「艺术创作·新十大命题」系列文章,奉献诸位同道读者。

中华时报社长 曾晓辉


像谁不如像自己

——艺术创作·新十大命题(二)

吕国英

为艺之道,始自摹仿。自古及今,凡涉足艺事者,无不从临习前贤佳作始。摹其形、取其笔、悟其神,此乃必经之途,本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摹仿之后当如何?是止于肖似,还是由此生发、另辟新境?艺术史上,多少人穷其一生追摹某家某派,终成“小某某”或“某某第二”,却鲜有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与此相对,那些开宗立派的大师,年轻时无不浸淫古人、取法前贤,却无一例外地在某个节点上决然转身,走出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路。

像谁,终究不如像自己。

这并非否定师承、轻视传统,而是揭示艺术创作中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在“像他人”与“成自己”之间,存在一道必须跨越的鸿沟。能否跨越这道鸿沟,决定了艺术家的作品是“他人的回声”还是“自己的独唱”,是“复制”还是“创造”,是“工艺”还是“艺术”。

何以“像他人”?

何以“像他人”成为绝大多数从艺者的宿命?这既有外部机制的作用,亦有内在心性的局限。

教育之因。现行的艺术教育体系,以“师承”为核心——临摹经典、分析名作、模仿范式。这套体系的起点是“像”:像范本、像老师、像大师。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像”被内化为评判标准,成为衡量“学得好不好”的尺度。久而久之,从艺者形成了“像即好、不像即不好”的思维定式,将“摹仿能力”等同于“创作能力”。这是一种深刻的误认。

市场之因。艺术市场的运作逻辑,倾向于“可识别性”——当作品与某位已被市场认可的大师风格相近时,它更容易被归类、被定价、被流通。画廊更愿代理“像某某”的作品,藏家更愿购买“某某风格”的作品。市场的激励方向,天然地向“像”倾斜。这并非市场之过,却是创作者必须清醒面对的“陷阱”。

安全之因。这是最深层的心理机制。“像他人”,意味着走一条已经有人走过的路。这条路有路标、有同行者、有安全的回报预期。“像自己”,则意味着走入无人之境——没有参照、没有反馈、没有保障。人皆有趋安避险的本能,选择“像他人”而非“像自己”,不过是这种本能在艺术领域的显现。

这些因由,缠绕叠加,使“像他人”成为学艺者的普遍宿命。然而宿命不等于正途。艺术创作恰恰需要超越这种本能,从“像他人”的惯性中醒来,走向“像自己”的自觉。

何谓“像自己”?

“像自己”绝非“我说我话”“我画我心”式的简单宣言,而是有其深层次结构。

首先,须“诚”——面对真实的自己。这是“像自己”的起点。许多从艺者并非不想“像自己”,而是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从未真正面对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困惑、自己的渴望。他们画的是“应该画的东西”——老师教的、市场要的、评委喜欢的——而非“非画不可的东西”。“像自己”的第一步,是搁置一切外部标准,诚实地问自己:我真正在意什么?我的生命经验中,哪些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哪些感受非由我来表达不可?这是一个剥离的过程,剥离所有的“应该”,直到触及那个赤裸的、真实的自己。

其次,当“勇”——成为唯一的自己。这是“像自己”的中段。找到了真实的自己,未必有勇气“成为”它。因为真实的自己,往往不是“讨人喜欢的自己”。它可能粗粝、可能笨拙、可能不合时宜、可能不为世人所容。而艺术创作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这种“不讨喜”的接纳与呈现。蒙克的画风在其生前备受争议,《呐喊》中那种扭曲、焦虑、极度个人化的表达,被当时的主流画坛视为“病态”。他没有因此改变,因为他知道,那正是他观看世界的方式——唯有以那样的方式,才能呈现现代人灵魂深处的恐惧与孤独。成为自己,需要勇气——需要承受不被理解的勇气、承受被边缘化的勇气、承受“本可以更容易却选择了更难”的勇气。

第三,得“独”——抵达不可替代的自己。这是“像自己”的终点。当一位艺术家“诚”于己、“勇”于己之后,他所呈现的便是“独”——不可替代、不可复制、不可归类。观其作如见其人,闻其声如知其面。不是因为他发明了某种“个人符号”或“标志性语言”,而是因为他的整个生命经验、整个感受方式、整个精神世界,都不可阻挡地渗透到作品的每一个笔触、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节之中。这种“独”,不是追求来的,而是成为自己之后自然而然到达的境界。

三重意涵——诚、勇、独,构成了“像自己”的完整路径。诚是地基,勇是阶梯,独是顶峰。

拒绝“像他人”

“像自己”有三重意涵——诚、勇、独;“像他人”则有三个致命陷阱。

“像他人”就是“非自己”。这是最根本的悖论。艺术史上那些被称为“某某第二”的艺术家,最终几乎都未能进入真正的艺术史。原因很简单:艺术史需要的是“第一”,不需要“第二”。当一位创作者的全部努力都用于“接近某人”时,他恰恰在远离自己——远离自己独特的感受、自己不可替代的视角、自己无可复制的生命经验。他的作品再好,也只是“他人的回声”。回声再清晰,也终究不是原声。

“像他人”必然“永远滞后”。风格的流变有其内在节奏,任何“像他人”的创作,都必然滞后于它所摹仿的对象。摹仿者永远在追,被摹仿者永远在前。当摹仿者终于“像”了某种已成经典的风格时,艺术的潮流已然转向新的方向,时代的审美已然跨越了新的台阶。这种“永远追赶、永远落后”的结构,注定了“像他人”的创作无法成为引领者,只能成为追随者。而追随者,注定被遗忘。

“像他人”势必“遮蔽可能”。这是最深层的代价。当一位创作者将精力倾注于“如何更像某人”时,他实际上关闭了其他所有的可能性——他不再探索“我可以成为谁”,不再追问“什么是我非画不可的”,不再面对“我独特的不安与渴望”。他把自己锁进了一间名为“某人风格”的房间,从此再也不去打量房间之外的世界。这种遮蔽,比前两个陷阱更具破坏性:它不仅使创作者失去未来,更使他失去面对真实自己的机会。

非自己、永远滞后、遮蔽可能——每一条都足以使创作者与真正的艺术创作渐行渐远。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大多数身处陷阱之中的创作者,并不自知。他们认为自己在“学习”、在“继承”、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殊不知,巨人的肩膀不是用来“站”的,而是用来“望”的——看清之后,还需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种自己的种子,开自己的花。

如何“像自己”?

那么,如何才能“像自己”?

入古而出古。这是对待传统的态度。“像自己”不是否定传统、抹杀师承,而是“入古”之后的“出古”。“入古”须深——深入研习前贤经典,得其精髓,明其所以然。但“入古”不是终点,“出古”才是。“出古”意味着:在充分理解和掌握传统之后,敢于摆脱传统的束缚,走自己的路。正如李可染所言:“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用技而忘技。这是对待技术的态度。“像自己”不是排斥技术、否定苦功,而是技术熟练之后的“忘技”。初学阶段,技术是门槛,需要反复练习直至纯熟。但成熟之后,若仍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画”,便难以专注于“画什么”。“忘技”不是技术的丧失,而是技术的内化——当技术已经成为身体的本能,创作者才能将全部心力投向内心感受的表达。此时的创作,不再是“按照某种技法作画”,而是“让感受通过画笔流淌出来”。这种流淌的状态,正是“像自己”的最佳显现。“忘技”很难,但唯其难,方能入“像自己”之境。

由外而向内。这是对待标准的转向。“像自己”意味着评判标准的转向——从“外部评价”转向“内部尺度”。初学者依赖外部标准:老师打几分、展览是否入选、市场是否认可。但真正的创作者,必须逐渐建立自己的内部尺度:我是否满意?这是否是我真正想说的?我是否尽了全力?这个转向,是从“被他人定义”到“自我定义”的根本转变。当创作者敢于以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时,“像自己”便有了根基。

三重实践——入古出古、用技忘技、由外而内——构成了“像自己”的具体路径。这三者,每一重都是“难的”。入古本身已不易,出古更难;用技需要苦功,忘技需要境界;依赖外部标准是本能,转向内部尺度需要自觉。然而,正是这些“难”,使“像自己”成为一条少数人能够走通的路。

经典无一例外“像自己”

需要强调的是,“像自己”不是拒绝学习、闭门造车,而是在充分吸收传统之后,让不可替代的自我从作品中生长出来。

中外艺术史上,那些被反复追认的经典人物与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像自己”的典范。

八大山人,学画之初必有所师承,但其最终的面目——翻白眼的鱼、孤傲的鸟、残山剩水——完全属于他自己。那种冷、那种孤、那种从极简线条中喷薄而出的倔强,无法被归入任何流派,无法被“像”任何人。因为他画的不是“某种风格”,而是他本人的生命处境——前朝遗民的身份、家国之痛、寄情书画的无奈与超脱。朱耷之所以成为八大山人,不是因为他比同时代人画得更“像”某位先贤,而是因为他敢于将最真实的自己——那个孤独的、愤怒的、又不得不沉默的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宣纸之上。

徐渭,一生潦倒,九次自杀,境遇之惨烈在文人画史上罕见。他的大写意花鸟,笔墨狂放不羁,如风如雨如泣如诉。这种面目,此前无人如此画过,因为他画的不是花卉本身,而是自己的生命状态——那颗被命运反复碾压却始终不肯屈服的心。徐渭的“像自己”,是中国艺术史上最震撼的个案之一。

蒙克,早年深受印象派与象征主义影响,但他没有止步于此。那些在奥斯陆峡湾畔度过的童年——疾病的阴影、亲人的早逝、死亡的反复造访——被他转化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语言。《呐喊》中那张扭曲的面孔、那波浪般震荡的背景,不是对任何外在对象的描摹,而是对内心惊悸最直接的呈现。蒙克所画的不是“世界的样子”,而是“世界在他心中激起的震荡”。这种震荡无法摹仿、无法复制,因为它只属于蒙克自己。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人类普遍焦虑的原型图像。

杜尚,本可以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家。他的早期作品显示了他出色的绘画能力。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下楼梯的裸女》《泉》,乃至《L.H.O.O.Q.》。这些作品无法被归类、无法被“像”,因为它们来自一个不断质疑艺术边界、不断挑战既有认知的心灵。杜尚的“像自己”,不是寻找一种“个人风格”,而是践行一种“个人态度”——始终保持独立思考,拒绝被任何既定框架收编。

这些中外经典案例,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那些最终进入艺术史的人物,不是“像他人”像得最好的,而是“像自己”像得最彻底的。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证明了一点:在艺术创作中,唯一不可替代的,就是那个不可复制的自己。

“像自己”的终极目的,不是“成名成家”,也不是“开宗立派”,而是“成为自己”——抵达那个独一无二的生命状态,并将这种状态转化为可感的艺术形式。

“像谁不如像自己”,非一句固步自封的狂言,而是一声振聋发聩的警醒。当创作者不再以“像谁”为尺度,而以“成为自己”为目标时,便踏上了那条通往不可替代性的窄门。窄门之后,是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是为艺术创作新十大命题第二论。

2026.01.20·北京

吕国英 简介

 

 

吕国英,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诗人、狂草书法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原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中华时报艺术总监,央泽华安智库高级研究员,创立“气墨灵象”美学新理论,建构“哲慧”新诗派,提出“书象·灵草”新命题,抽象精粹牛文化,集成凝炼酒文化。出版专著十多部,著述艺术评论、学术论文上百篇,创作哲慧诗章两千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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